亿万28:返奖奥迫等，年练上交鞍他续取奥前迅联

　　

　　编者按：在课本里，康有为是文思敏捷、才华横溢的学者，又是著名的政治家。要是放在今天，肯定是一著名网红。先利用“公车上书”打造自己影响力，然后用影响力变现，开公司、炒房……真是各种难以评说。

康有为：谋国不成，谋家有成

文 | 余世存 （微信：yuge005）

　　康有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，但家境并不富裕。人们称他为康南海，但他家在广东南海县丹灶苏村只有一套80来平方米的房产，据说康南海30多岁前多半生活在这一厅两廊两室的房子里。40岁前，他在广州花埭买地建了一套别墅，连同曾祖父在广州购置的“云衢书屋”，算是在大城市有了两处房产。

　　跟很多传统文人不同，康有为走了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。一般文人不敢脱离体制，但康有为无所谓。这跟他的家境或学殖有关，即他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，不富，但也不像寒门士子那样热衷于体制的功名，这样家庭出来的子弟反倒最具革命精神。21岁时，康南海开始接触西方文化，也是一个既不会膜拜又不尽弃之的年龄，这注定了他头脑中的中西学问要碰撞，要改造。33岁时，他在广州租了一处房子，创办“万木草堂”，开始聚徒讲学，宣传改良变法思想。6年后，他在花埭买地盖房。人们说康南海空疏，其实他的谋生本领不算差。

　　40岁时，康有为开始了流亡生涯，他的家产被抄没了。他得以避免谭嗣同等人流血的命运，得益于光绪皇帝的保护。经过“十一次死里逃生”，康有为到了加拿大，他的演说才能在华侨面前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华侨们希望祖国强大起来，他们深知，祖国要强大，必须要变法。康有为抓住了机会，他是华人社会变法的勇士、领袖，他说到光绪皇帝的遭遇让人同情不已：“（皇上）所（索）鸡粥而不得……”他说到西太后的专制令人切齿：“三十年来之积弱，我四百兆同胞兄弟之涂炭，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。”他说到中国的未来又让人振奋：“外之合海外五百万人为一人，内之合四万万人为一人，其孰能凌之？”

　　百年后，我们遥想康有为在华侨面前演说的情形，仍可为前人的纯粹和热情打动。康有为把听众的情绪调节到高潮，他会高呼：“愿齐心发奋救中国否？愿者拍手。”与会者无不应声鼓掌。他又问：“大众愿齐心发奋，救我皇上否？”人们又报以热烈的掌声。1899年7月20日，康有为联合加拿大华侨领袖李福基、冯秀石等人，携手创立了“保救大清皇帝公司”，即后人通称的“保皇会”。保皇会规定，凡入会者须缴会费2元，用作宣传、通信、办报之资，并集资开矿、兴办工商。

　　康有为从身无分文的变法革命者、流亡者摇身一变为拥有巨大资源可以调用的雄才霸主。他的空想一旦有人落实起来，也会变成巨大的生产力。他曾经如此“空想”：“若海外五百万人，扯算计之，每人能以烟酒之余，人捐美洲银五元，合中国银十元，则有五千万矣。先开银行，印银纸行之，可得一万万零二千五百万矣。以三千万办轮船，以三千万办铁路，以三千万开矿，以五百万办杂业。他日矿路轮船有股份者分利无穷。以三千万办一切救国事，以养才能之士、忠义之人，立国体以行之，则中国立可救矣。”他还许诺：“苟救得皇上复位，公司中帝党诸臣，必将出力捐款之人，奏请照军功例，破格优奖。”“凡救驾有功者，布衣可至将相。”保皇会前后共建立总会11个、分会103个，会员多达百万之巨。这在今天都是一个奇迹。保皇会总局设在香港、澳门，康有为任总会长，梁启超、徐勤任副总会长。

　　保皇会1907年在墨西哥发行的华墨银行股票

　　保皇会用股份制的方式，向华侨出售股票、募集资本，创办“广智书局”和后来的“新民丛报社”。梁启超则以提供文稿为由，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。仅1902—1903年间，梁启超就分得“新民丛报社”的红利上万银圆，约合今人民币百万元左右。类似的事业、企业不止一种，如1903年，康有为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，总局设在香港，在广州、上海、横滨、旧金山都设有分局，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。他的声名如日中天时，连孙中山的哥哥都向他的保皇会捐款。

　　有人为此说康有为大发“革命财”，将华人的一片爱国心用来消费、变现并据为己有。因为华侨们的捐款并不是捐给康有为个人的，但康有为有私用之嫌不说，他在管理上也贪大图多，急于求成。华侨们的资金，被他用来“今日提东，明日提西，今日办某店，明日办某店”，客栈、电车、书局、渔业，甚至房地产，都染指其中。1906年年初，康有为了解到墨西哥办银行很有利，就到墨西哥办好了开办银行的手续，有人劝他投资地产，他就投资10万元购买若干地块，地块果然涨价了。

　　类似这样的事极多。他的摊子大、排场多。但他是保皇会总会长，他可以任意支配善款。当“新民丛报社”亏损时，他向梁启超保证解决他和家人的生活费，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，梁启超回信说：每年费用3000银圆。康有为立即拨付，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圆、给家属1000银圆、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每年1000银圆，共计5000银圆。仅1907年，康有为一次就从保皇会的善款中挪借13000银圆给梁启超做党务活动费，并决定每年给梁启超4000银圆、麦孟华3000银圆做安家费。

　　这样的保皇会注定被华侨和社会抛弃。只是康有为并不反省原因，他离世前还感伤道：“草堂万木草萧萧，吾道何之离索遥。”康有为的心境是悲壮的。在1914年回国之前，他有16年时间“流亡”，他自认为是效“耐苦不死之神农遍尝百草”的精神，四渡太平洋，九涉大西洋，八经印度洋，泛舟北冰洋七日，先后游历英、法、意、日、美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新加坡、印度、越南、缅甸、巴西、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。考察世界各国政情民情，筹措经费，“保救大清皇帝”，以实现君主立宪、国富民强的政治理想。

　　康有为在美国芝加哥游历

　　这种悲壮也会成为得意。56岁的康有为回国时，他已经被人们视为保守派了。他请吴昌硕为他刻了一枚印章，文曰：“维新百日，出亡十六年，三周大地，游遍四洲，经三十一国，行六十万里。”他的事业没有起色，弟子叛出，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分崩离析。但他个人的家业却日渐大了起来。在广东士绅邓华熙等人的联名请求下，民国广东政府决定发还被清朝抄没的康氏家产。因为一所房产被拆迁了，政府将广州永汉路（今北京路）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即“回龙舍”分配给康有为，并加发官产，作为对康有为的赔偿。

　　康有为的经济头脑在保皇会时代空阔无用，回国后用来自家理财派上了用场。他先租赁了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，花园占地十亩，里面有假山、池塘、紫藤棚、葡萄架，还养了大龟、海狗、袋鼠等观赏动物。每月租金120银圆，合今人民币近1万元。两年后，康有为将广州的房产变卖，到上海炒地皮，获利颇丰。

　　1921年，64岁的康有为在上海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，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，取名“游存庐”，即通称的“康公馆”。康公馆筑有两幢西式楼房，康有为在其中开办了“天游学院”。康公馆内还有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“延香堂”、一座传统形式的平房“三本堂”。院内有大池塘、假山、各种植物动物：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，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，有桃花400株，还有罕见的开绿色花的梨树；两只孔雀，一只猴子，一头麋鹿，一头驴子，大池子中游弋着500尾大金鱼。

　　“游存庐”，后拆除建成愚园新村（今愚园路750弄）

　　康有为被今天的年轻人称为“房叔”，他在晚年购置了几处别墅。杭州的“一天园”，上海的莹园，青岛的“天游园”，据说占地分别为30亩、15亩、9亩。如果戏说这位“康圣人”，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谋国不成谋家谋房有成的康叔。他的家业之大也超乎今天年轻人的想象：他先后有六位妻妾，六个子女，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、公子小姐的有10多个女仆、30多个男仆、厨师，据说还雇有两个头卷白布、满脸络腮胡子的印度“阿三”为其看门。平时来康家的门生故旧和食客，少则10余人，多则30余 人。

　　“一天园”解放后并入刘庄，成为杭州西湖国宾馆的一部份。

　　

康有为青岛故居：天游园

　　排场大，花销大。大米一项，平均每4天就要吃掉一石（176斤）；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圆以上。雇员每人月薪平均12银圆，共计每月支付工资500银圆。康有为自己的花费如电报费每年就达上千元。有人为康家算账，每年大约要花掉20000银圆，合今人民币百万元左右。

　　徐悲鸿为老师康有为绘制的全家福——《康南海六十行乐图》

　　康有为熟读传统经典，他深知“生财有大道”。保皇会一次募集百万美元，其中有10万元支付给康有为游历各国“考察政治”，康有为拿此款购买了不少古董、文物，后来还出售一批以变现。除了炒地皮外，他也广交朋友，其中不少人对他有馈赠。康有为是书法大家，他在报刊上登载卖字润格广告，在上海、北京各大书店放置“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”，中堂、楹联、条幅、横额、碑文杂体，有求必应，无所不写。他的润笔费大致是：“中堂七尺者三十元（银圆），每减一尺减二元，每加一尺加二元；小横额三尺内二十元。磨墨费加一（元）。”这项收入每月在1000银圆左右，合今人民币5万元左右。

　　康有为书法《行书七言诗》

　　徐勤和梁启超在《致宪政党同志书》中曾称颂康有为：“先生以国为家。夙不治家人生产作业，每遇国难，辄毁家以图纾救。居恒爱才养士，广厦万间，绝食分甘，略无爱惜。”这话说得漂亮。康有为有过“以国为家”的阶段，也有过“以家为业”的晚年。他的事功和人生至今未被人们认知，因为他的事功和人生显得大而无当，后人难以担当。他是政治家、投机家、投资家，还是文人、书法家、学者、教主，让后人评说起来，确实是很难当的事。

蒋介石炒股

在现代世界金融史上，100年来几起几落的中国股市似乎不值一提。以1872年第一支华商股票交易计，至今140多年，其中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是关张的。在开张的四五次中，崩盘就有四五次，疯狂不计其数。股市是冒险家的乐园，革命家审时度势，也会借股取利，为革命服务。投奔革命的蒋介石就曾经发过股市财，当时的蒋介石还算年轻有为的80后，跟现在的80后一样撞上了历史机遇。

　　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人物中，孙中山无疑是最有金融眼光的。1916年，深谙西方经营之道的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，曾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，经营证券、花纱、金银、杂粮、皮毛等，资金总额定为当时国币500万元。杨荫溥在《中国交易所论》第一编《交易所总论》中为此说：“我国之证券交易法，颁布于民国三年。……民国五年冬，虞洽卿与孙前总理鉴于上海有设立交易所之必要，因有组织上海交易所之动议。拟具章程及说明书，呈请农商部核准，而当时部批，仅准证券一项，因未举办。”

　　很多人误解革命就是造反，但现代革命跟造反的区别是，后者是“被压迫生灵”的最后叹息，前者可以是一种“创业”“雄图”和“野心”交织的政治游戏。要加入政治游戏，革命者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，没有钱寸步难行。对国民革命的追随者来说，在革命低潮之际，不仅革命经费无着，就连革命者过日子都拮据了。孙为此命令“本党同志”投身证券交易的金钱游戏。《陈果夫年谱》1920年《先生二十九岁》条下：秋，国父为筹措革命经费，策动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，参与筹划者，有蒋公及张静江（人杰）、戴季陶（传贤）诸先生。蒋公嘱先生组织茂新号，担任五十四号经纪人，以其盈余为救济革命先烈遗族之用。

张静江

　　备注：蒋介石原是上海都督陈其美手下的得力干将，但是1916年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后，走投无路的蒋介石便开始结交张静江，并与许崇智、张静江、戴季陶结拜为兄弟。这一结拜之举对蒋介石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甚巨，特别是家有万贯资产的张静江，更是对其竭尽全力帮助。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，蒋介石和张静江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危机，主要是由于双方对建国之后在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。张静江的后半生，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，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。

　　戴季陶、张静江、蒋介石等人因为经济困难，共谋生财之道，有孙先生指令，更加名正言顺，他们就跟日本某某企业代表协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。为此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“协进社”的社团谋划其事，并与大买办虞洽卿攀上关系，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知名人士如温宗尧、闻兰亭、李云书、张澹如、沈润挹、吴耀庭、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，具呈向农商部申请创设“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”。

戴季陶

　　备注：戴季陶曾参加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，但中途退出。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，后来因孙反对而退出共产党。其后同张静江、蒋介石等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生意。后来，孙创立黄埔军校，戴季陶担任了第一任政治部主任。1928年以后，历任国民政府委员、考试院院长等职。1929年，以影响中国人民团结为由打击当时在学术界如日中天的顾颉刚，戴季陶将教育界流行的顾颉刚编写的初中中国历史教科书《本国史》封禁，成为了一桩轰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文字狱。1949 年2 月11 日，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，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，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，最后吞服安眠药自杀。

　　1920年2月1日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宣告成立。理事长为虞洽卿。理事17人，共分为10万股，向日商抵押7万股，对华商抵押3万股，共计股东572户。蒋介石和陈果夫等以友爱公司的名义购买了400股。

虞洽卿

　　备注：虞洽卿早年到上海当学徒，五四运动期间上街劝说开市。1920年合伙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，任理事长。1923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。抗战时期坚持抗日爱国，日军占领租界后赴渝经营滇缅公路运输，支持抗战。1945年4月26日在重庆病逝。

　　蒋介石在6月3日的日记中记录此事说：“拟与果夫订定友爱公司资本共银5 000元，先由中正全部垫付。先购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400股为基本。定为十股。丰镐房七股，果夫、夫、干夫各约一股，推定果夫为义务经理。”

　　陈果夫、蒋介石、陈立夫

　　备注：陈果夫、陈立夫兄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，负责国民党内组织及党务，有“二陈”、“CC系”之称。陈立夫曾任蒋介石机要秘书。

　　蒋介石等人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和经纪人。当时交易所的买卖由经纪人代办，经纪人交足保证金，在市场上代客买卖货物赚取佣金。蒋介石等人的经纪牌号是“茂新号”，蒋介石和张静江等人为此又成立了一家叫“恒泰号”的机构，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，资本总额银币35000元，每股1000元，分为35股。股东17人，蒋介石作为“恒泰号”股东入了4股，代号是“蒋伟记”。在股东合同中，蒋介石在“蒋伟记”名下签了“中正”二字。

　　7月1日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。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投入股票的行踪和心情：7月5日：“今日为组织茂新公司及买卖股票事，颇费经营踌躇也，晚间不能安眠。”7月6日：“晚在寓商量茂新公司组织法。”7月7日：“到茂新及冶诚处。”

　　但茂新号开业不利，蒋介石首战告亏，亏本1700元。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上市预演时的股票收盘价为29.9元，一周之后的7月4日，收盘价达到42元。就在这个价位上，蒋介石的同事买进了。

　　蒋介石为此郁闷：“益钦来舍，知上交所股票涨至四十二元，甚惊骇。即往茂新处访友梅，乃悉前托代买股票，均四十二元之价购入，不胜忧虑。初做生意者不可靠也。果夫来会，其形容甚悲伤，甚至含泪而诉，乃至其不能做生意也。”

　　几天之后，股票价格突然下跌，蒋介石更加恐慌，“接果夫电，悉上交股票大落，亏本至七千余元，乃知生涯不易做，而为果夫、守梅所害，亦一大半。星象家谓我五六月运气不好，果应其言，亦甚奇也。”在股市中，人性人心求助各种神秘力量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股市仍能够创造奇迹，仍有魅力。陈洁如在回忆录中说：“经由张静江老先生的介绍，介石以‘蒋纬’的名字买了‘盛泰号’（应为‘恒泰号’）的四个股，他细读有关金融的书籍，学习如何买卖股票和投资，这对他来说十分新鲜，不久各种股票涨跌的兴奋，尤其是他可能得到的利润，就占住了他整个的心思。他整日研究哪个股票好、哪个股票坏，逐渐忘记了心中原有的仇恨。在上海股票大楼中占一个席位相当难得，因而介石工作得既积极又努力。股票交易是上海金融不可或缺的一环，数以千计赖以为生的投机者，每天都把大楼挤得水泄不通，介石像一头老鹰似的盯住市场的走势，买高卖低（应为‘高抛低吸’），如同老手。”

　　备注：陈洁如（右）与张静江夫人合影。陈洁如12岁时就读上海爱国女子中学，在那里与张静江续弦朱逸民成为好友。张静江是蒋介石、陈洁如的证婚人。

　　一如今日劵商，蒋介石的证劵团队不乏一流的头脑。其中陈果夫随机应变，很快扭亏为盈。由于交易所的股票上涨很快，蒋介石的股票每股价格是30元（银圆），短短几个月间飙到了50元，年底的时候到了120元。第二年年底的时候更是最到200多元的高位。茂新公司挣了几十万元。

　　而上交所的股票也一路攀升。蒋介石等人的协进社还持有上交所的3万股，他们除了分给社团中重要社员1.5万股外，卖掉了其余的1.5万股。后来又将日本商人方面做押款的7万股全部赎出，并卖掉了3万股。

　　对蒋介石等人在股市中套利，至今仍难查清楚数字。有人估算，蒋介石等人在其炒股生涯的前两年可获利800多万。有人说，跟今人炒股一样，蒋介石入过股的机构远非两家三家。也有人认为，到1920年年底，蒋介石等人获得270万元。除日商押款和保存的4万股应缴钱外，仍余32.5万元，全部归戴季陶、张静江和蒋介石所得。又4万股股票因涨价至120元，共值480万元之全部股金，亦全为他们三人所获。

　　这些获利的一部分就成了革命党人后来的军费，还有一部分寄给了辛亥革命牺牲同志的遗孤家眷。这种投机交易来得太快，以至于革命者们乐不思蜀。当戴季陶劝蒋介石南下革命的时候，蒋介石恼怒地说：“促我出去做事，是促我之寿命！”

　　上海滩大王 虞洽卿（中）旁有杜月笙 王晓籁 张啸林

　　连革命者都投机了，这种疯狂像瘟疫一样蔓延。大家纷纷效仿趋之若鹜，交易所如雨后春笋遍布上海滩。到了1921年，全上海有140多家交易所，当时人描述说，“报纸广告栏中，几日间有一交易所出现，十日间必有一信托公司发生” 。市场完全失控，大小商人买空卖空投机成风，交易所完全失去了“平准市价”的作用，仅仅两年时间，民国史上的“信交风潮”就发生了，许多交易所纷纷倒闭。

　　陈果夫回忆说：茂新的股本，由10000加至15000元，慢慢地又增到30000元。每天开支不到30元，而每天生意，在最差的时候，佣金收入总在30元以上，最好则有2 000余元，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。后来我和朱守梅兄又集合了许多朋友，组织一家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的经纪人，号名鼎新，排在第四号，由守梅兄做经理，我做协理，这一来，一门之内，可做花纱金银证券四种大生意，营业更畅旺了。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，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，佣金收入总在20余万元。可惜到第三年，交易所风潮一起，所有盈余全都倒了，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，好比一场春梦。

　　而蒋介石回顾这一段经历时感慨：“尔来公私交迫，几欲远避尘俗，高隐山林，独善其身，然而不可得也。”他还感叹：“商家之析利，心计险恶，令吾心甚难过。夜间忽又变卦，市侩诚可诛哉！”

　　好在市场低潮，革命迎来了高潮。蒋介石走投无路，在上海混不下去了，与人合谋要挟上交所，最后虞洽卿拿出6万元摆平，黑帮老大黄金荣在蒋介石送了门生帖后也给他送了路费，蒋介石才南下广东，投奔孙中山继续革命。股市的疯狂算是锻造了一个革命家，成就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大国领袖。

　　有人戏说，从蒋介石的炒股经历中，可以总结四点：1.不要炒股。2.不要透支炒股。3.透支炒股失败后如果不加入黑社会，后果会很悲惨。4.过于激烈的股市暴跌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如果中国的股市规范一些，又如果蒋介石成了近代中国的“巴菲特”而不是“亚瑟王”，那么现代史会完全两样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蒋介石对自己的股民生涯讳莫如深。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》在1921年1月10日条下收入《与张人杰书》，原文在“七日教言，领悉一是”与“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，请兄随时指教”之间，加上删节号，经查原文删去的，正是“代认恒泰股份，甚感！请为签字”12个字！40年后的1961年，陈立夫在美国计划写回忆录。“驻美国全权大使”叶公超在一次酒宴场合建议陈立夫，“应将蒋介石当年在上海经营交易所如何失败写进回忆录，才有意义。”这成了叶公超下台的导火索。

　　可见蒋介石直到晚年仍未直面自己的投机事实，这大概也跟他对商业或金融的本质或品性没有感觉有关。用股市的语言，他也只是一介股民，并未能精进成为一个看懂金钱博弈的“股者”。他也许没有想到，他这样没有吸取教训的投机股民，会制造更大的金融危机：抗战胜利后，他下令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，但经济危机引发金融危机，他的金融改革（发行“金圆劵”）、政治权力干预（派蒋经国到上海“打老虎”）等，无济于事，不到四年，上海被人民解放军占领，上交所再度关张。有人说，这个民国史上的最后一次金融危机是压垮民国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而蒋介石本人难辞其咎。

　　备注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于1920年7月1日，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综合性交易所。图为1921年6月25日,农商部发给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营业执照。

　　事实上，蒋介石跟大多数人一样，受制于人性的局限。我们看百年来中国股市的几次疯狂，当时人的评论对国人或人性的一针见血，让今人读来仍有会心，似乎说的也是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当下的社会。130年多前，1882年9月2日的《申报》评论说：“今华人之购股票者，则不问该公司之美恶，及可以获利与否，但有一公司新创、纠集股份，则无论如何，竞往附股。”100多年前，1909年中国人疯抢橡胶股票（橡胶公司股票），时人评论说，“可异者市中尚有不知橡胶为何物者”，而且，国人“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，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、首饰等物，竞相购买橡胶股票”。

　　而今人吴晓波先生的评论，似乎在为百年中国股市背书，股市的游戏，使“中国由一个野蛮的产业商业主义时代，正式步入更为野蛮的金融商业主义时代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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